文/高峰
自上世纪80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自力更生”的封闭式经济重新融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并凭借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亲商政府的大力推动，大量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迅速抓住世界特别是东亚产业转移的机会。短短20余年，无论是在美国、欧洲、拉美、非洲、中东，还是中亚，以日用消费品为主的各种“中国制造”风靡全球。
然而，中国制造的繁荣一直建立在一个相当脆弱的基础之上：产品主要集中于低端生产，掌握不了产业的制高点；对来自世界市场的原材料缺乏定价权；销售上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经济对外依存度畸高等。最近几年以来，大规模的工业化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更是显现明显。随着土地和劳动力等各种成本的上升，利润微薄、以低端生产为主的中国制造正在失去原来价格取胜的比较优势，存在被越南、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取代的危险；在高端产业方面，则面临着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挤压。
中国制造面临危机，必须转型，这已经成为各界的普遍共识。而如何转型则是一条仍在探索的艰难之路。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重新定义自己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并寻找支撑本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不得不面对的危机
经济界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是：浙江温州一位雇佣了1000多名工人的企业主，勉力经营，一年赚的利润不过100多万；而他的妻子在上海买了10套房子，8年后获利3000万。
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上的金融套利行为严重，中国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世界工厂的经济增长数据不再由制成品外销支撑，而是由价格飞涨的房地产支撑。
中国制造业有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内部困境主要表现在，随着劳动力、土地、税收等各种成本的上升，以低端产品为主、利润空间有限的中国制造的收益越来越低。最近的数据是，2013年中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609元，自2010年以来连续第四年保持两位数工资增速。专家称，随着中国劳动人口的绝对下降，未来农民工工资将持续快速增长。这对主要以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业影响重大。
二战以来，东亚地区呈现出一条颇为清晰的产业转移路线。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韩、到中国台湾，到东南亚国家，再到中国大陆。随着成本上升发生的产业转移已成为一种全球化生产的典型模式。
可以发现，能够留住企业总部和研发、技术、营销、品牌等核心上游链条的日、韩地区，在很多生产线转移出去后，经济社会仍能保持持续发展。而像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完全靠来料加工的地区，一旦生产成本上升，生产线被转移出去，便失去了在全球分工中的重要地位。
令人遗憾的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山寨”和低质仍然是中国制造给人的重要印象。
对于一个经济发展承担了太多功能的社会来说，虽然上下都明知粗放式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但环境保护在中国一直是第二位的。最近一两年来，全国各地大面积雾霾频发，终于“倒逼”得对环境污染开始“动真格”。
外部困境则主要来自于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和低端产品制造转移至东南亚、拉美等地对中国制造造成的两面挤压以及在“两头在外”模式下缺乏原料定价权和欧美国家的市场保护主义产生的影响。
美国正在进入页岩气的新时代，希望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者。同时，一场以新型制造业、合成生物学、机器人、3D打印、智能城市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正在发生。目前来看，这对于仍处低端的中国制造业没有形成大的直接竞争，但明显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压制着中国往高端制造业升级的通路。
来自低端产业转移的影响目前对于中国制造更为明显。最近笔者注意到，在北京的社区商场中，热销的美国H&M和日本优衣库等大众服装品牌的产品产地很多已标为孟加拉或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这些与中国地缘接近的国家作为新的成本洼地，正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制成品又大量回销中国。
在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美国不再如以前一样致力于推动一个全球化的普遍市场，而是希望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性的经济体。正处于紧张谈判中的TPP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它被认为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棋子。在TPP的安排中，南美和东南亚是低端制成品的提供地。
在原材料和市场方面，“中国买什么什么贵”的局面和大量的反倾销案使得中国制造承受着更大的成本压力和不确定性。这一切迫在眉睫的压力都要求中国制造必须作出调整。
必须做出努力
正如危机一词所标示的，任何“危”情之下，同样面临着机遇。认识到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上升，客观上面临转型，采取主动积极的应对措施，逐步改变整个中国产业和经济结构，才能保证整个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制造业冷与兼有金融和消费性质的房地产业火爆之间的鲜明对比，是最近几年来横在中国经济发展面前的一道巨槛。因为制造业下行，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速不得不一方面“调结构”，即通过科技投入、产业政策等方法试图实现产业升级等创造新的增长模式，另一方面又急迫地要“保增长”，依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中国经济发展。
过去几年，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提振实业、提升产业。新任总理李克强一上任，就在国际上四处推销“中国装备”，还曾被国际媒体冠以“高铁推销员”的称号。上任一年来，他一直将“调结构”和“稳增长”并提，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小微企业减税，进一步推动营改增等。但从去年经济下行压力下政府采取的阶段性刺激措施明显可以看出，“稳增长”仍然是政策前提。
经济与就业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主要的政治认同来源之一，不独中国如此。经济低迷和高失业往往与社会动荡直接相关，“调结构”更具有长远意义，但在现实中往往让位于“保增长”的压力。
在这种两难的矛盾下，同时受制于官僚体制本身的问题，政府应对制造业危机的很多措施从实际效果来看成效有限。比如，政府大力扶持的光伏产业形成了大规模过剩；中央强调要让金融回归实业，但在实业利润微薄，房地产和地方基建融资利润丰厚的情形下，不可能有不逐利的资本；从2005年开始，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口号的大量科研投入，造就了一个科研经费利益所得者群体，却并没有显著提高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一个较为成功的方面是产业内部转移。由于中国有差异性巨大的腹地，与一般国家不同的是，除了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产业升级外，中国制造还有巨大的内部转移空间。
自2005年左右开始，中国长三角、珠三角的企业开始了向土地、劳动力和基础资源等各方面成本都更为低廉的中西部转移潮。虽然企业家们不时抱怨，中西部的投资环境不规范，政府招商“进得去，出不来”，但毕竟中国是一个同质性极强的中央集权国家，其交流成本比转移到完全不熟悉的国外要低得多。况且，中国制造原来凭借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正是来自这些内陆中西部大省。
最近几年，在东南沿海制造业低迷的情形下，河南、四川等中西部人口大省制造业的兴起趋势明显，东部农民工总量增幅回落，中西部则增长明显，就是这种现象的重要反映。这种转移使得中国内部形成了一定的产业梯度，促进了整个国家的平衡发展。
探讨出路
从拉美等地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结构过于单一的经济体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很难成为一个成熟经济体。中国是一个大国，除了为世界制造各种工业产品，并力图在国际制造业的价值链上走到附加值更高的上游外，需要经济形式的更大多元化。
重塑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的形象，是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重要一步。
前任土耳其驻华大使埃森利表示，中国制造的一些有品牌的产品质量较有保证，但一些没有品牌的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可能较差，由于价格低廉而广泛行销，这对中国制造的整体声誉造成了不好影响。他建议，中国可以从政府层面制定一定的质量标准，这样有利于整个中国制造的质量和声誉在国际市场上的提升。
现实是，虽然中国制造面临各种问题，但中国稳定的国内形势、完善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产业链优势、重商环境、高中低兼有的发展梯度等要素加起来仍然具有很大优势。就制造业方面，中国比较现实的选择是，凭借几十年发展打下的良好基础继续在中端制造业市场努力，以质优而价格相对低廉的性价比高的产品取胜。东南亚仍主打纺织品、服装等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且当地用工成本也在急剧上升；美国虽然在大力提倡“制造业回流”，但由于成本的考虑，短期内也不可能与中国发生大规模的直接竞争。
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民间和政府累积了大量资本，中国在全球的投资逐步加大，一些中国企业外迁至东南亚非洲等地，这些也有利于获得更大的投资收益。最近一些年，中国大的建设公司凭借在国内积累下来的经验，在中东和非洲等地非常活跃，中国的劳动力以另一种方式走向世界。
在国内市场上，劳动力收入上升同时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扩容，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内消费市场将有着巨大的空间。在世界工厂之外，中国亦在成为一个重量级的全球市场，实际上形成了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双极格局。而从频频出现的“民工荒”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外流并没有造成很大就业压力，城乡二元体制仍然发挥着缓冲作用。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中国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但只有生产性的服务业才有真正的发展空间。在现实中，金融、设计、营销和品牌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仍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中国的大学生起薪已基本与一般普通工人等同，一方面反映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与一般大学生匹配的中层就业空间有限。如何利用好大量的大学生资源，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机会。
总之，只有一方面巩固“中国制造”的优势，另一方面发掘更多元平衡的经济支撑点，“中国品牌”“中国服务”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发展，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才能进入更平衡也更稳固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