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的幸福感
检讨一下公共政策制订中的问题，当年的功能定位哪个决定做错了，政府的权力是不是太大了，那就限制一下自己。比如，我买一辆车是买的365天开的，价钱是按这个定的，实行单双号后，等于把车的一半功能给浪费了，可是我交税没按单双号交，如果说我也按单双号交，政府干吗？所以，我觉得政府在公共政策上，一定要保持制定政策的科学性。
我前年在新加坡理工大学读了一年MBA，专门研究他们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比如说交通拥堵问题怎么解决，他们做了很复杂的一套模型，用计量模型来计算，人们从哪走，到底怎么在路不增加的情况下把车行效率提高。
他这个目标就很好，道路不增加，但是车行效率增加。他们改善信号系统，这是一种方法。另外，训练司机是一种方法，还有一个相当于收一点钱，那收多少钱呢？新加坡很有意思，新加坡开车是自由选择的，如果你有时间又不想花钱，你就走可能堵一点的路。如果你是商务人士，你很在意时间，但是可能你钱上不在乎，你就走快的地方，你就交钱。但是它这个钱精确到什么呢？不像我们说五毛、一块、十五块，你看我们收费站都是整数，它那个是有零有整，而且你开车过去的时候，电子眼照一下钱就收走了，一点都不影响效率。所以你看这个公共政策制订的就很好，很人性。对吧，一不乱收钱，它有零有整，它讲出道理来。二你可以选择，不着急的你就走有点堵的呗，它给分开。
我们这儿不管。照理说一样，三环以里，着急的人交钱，不着急的人慢慢耗着呗。你比如说我就出城打一个球，耽误个半小时就半小时，我就不交这个钱。所以我就是说从新加坡交通的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我们的思维要做一些调整，应该更多地检讨，政策制定应该以人为本，城市要让人更方便更美好，要提供所有的政策让人方便，让人满意、舒服、安全，而不是管理者方便。这两天北京在讲搬这个搬那个，这都是管理者方便。要按人口聚集度横向比较，东京、纽约都比北京高，GDP都比这儿高，那个也没有什么，他没法埋怨，人家没说强制什么什么，这个搬那个搬的。
居民的时间被浪费在路上
城市化发展盲目贪大，造成土地浪费。基础设施投资巨大，政府过度关注房地产的发展，造成整个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交通混乱，让城市中的人生活、工作极不方便。现在在北京一个上班的人每天3—4个小时在路上。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在路上耗了两小时了，我住在国贸那儿，回去还得一个多小时，这就造成了每天大量时间都花在路上了。
按照过去历史来看，城市的发展一定先有产业后有就业，有人的居住聚集，然后有商业，有公共医疗、服务、教育等等，产业是一个龙头。比如说我们鞍钢带动这个城市。比如说国外的曼切斯特，有纺织业带动这个城市。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房地产带动城市，房地产怎么带？弄一个新区修一条路，搬几个政府盖一堆住宅，然后这个城市啥产业也没有，多少年这都是空的，所以变成睡城、鬼城、空城，这是我们应该反思的。一定要有产业主导，产城一体，才能够使这个城市活起来。所以应该是产业主导来发展城市化，而不应该用房地产和政府来牵动城市化。
保护文化历史
很多事长大了就懂了，懂事了和周围环境相处就变得自然了。我们也同样都有这个问题，我想这个行业都是这样的，早期都特别不注意这个，只想拆，多盖房，赶紧卖。现在就会注意，如果这个地块上有一些历史痕迹遗存，那我们尽可能把这个历史，哪怕有一个很小的烟囱，一个岗楼，我们就把它留下来，让大家有一个记忆的连续性，然后也增加人文思考的一个场景，人文思考你得有东西，不能什么也没有。现在我觉得有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历史相对比较长久的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
未来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企业也会关注到这个，保证你的经济商业开发和文化保护、历史痕迹、历史遗存的一个延续平衡好。现 在出现了一个好的现象，这件事儿的矛盾越来越小了，之前矛盾很大。现在为什么矛盾小了呢？现在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卖点，当成一个项目的品质。比如所谓有品质感，比如说怀旧。
怀旧是品质，它是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意义上，这些东西都反而增加了项目的价值。所以这样的话，也为大家来保护文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逃离北上广是伪命题
对于逃离北上广，实际上许多人也没逃，真正也没多少人逃，这个话题很大，因为每天来的还是很多，总体北京每年增加60万—80万人，所以是增的。60万—80万人，相当多是在这里读书留在这儿和到北京创业的人。在互联网创业当中，北京的环境是最好的，所以应该说没发生这件事。所以我没有什么感觉。我很少到外地碰到一个说刚从北京跑到这儿，跑到河南新乡来的，没有。
北、上、广、深流动性特别强，比如说中午我吃饭，和一个电影导演吃饭，对他们来说这人都是流动的，今天剧组在这儿拍在那拍，然后北京来很多的北漂都在这儿，过两天又走了。实际上，现在媒体比较容易就一个问题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