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乐观来自我对中国政经脉搏的近距离体认。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我刚好毕业，我1982年大学毕业，到1984年中国城市进行企业改革。我记得1984年我们开会就讨论股份制，可是没人懂。所以当企业连这个都不懂的时候，你搞金融改革，行吗？这些词那会儿哪懂啊？所以这就是个过程。所谓顶层设计，经济改革顶层设计是什么？金融改革。先是农村改革，城市企业改革，企业改革以后开始做金融改革，最后WTO必其功于一役，跟国际接轨这就OK了。如果说1978年我们一下就WTO，咱们中国那时除了国企还没一间民企，不会办了，你怎么接轨？
有期待、不僭越
我认为改革就像抱孙子，要熬到儿子会当爹：你见5岁小孩说，赶紧生儿子，我要抱孙子了。能行吗？他生不了。你得熬到15岁他有能力，但是他生了孙子他也不会当爹。你以为你是抱了孙子，结果你抱俩儿子，更闹心。
现在社会上声音太多，在这个转型期，矛盾你怎么解决都解决不完，那不如做一件算一件，与其你天天讲着爱情，不如早点进洞房生孩子，把事办了算了。
说起政治和公共事件可嬉笑热讽，但自己处理起来小心翼翼。你要熟读诗书，就会知道古今多少事，核心的一件事是：只有成败，没有是非。昨是今非，今是昨非，此是彼非，彼是此非。我们有时候不是为了找是非，是为了找生存。
我们应该把道理认清楚了。生存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一直是第一位的。你一赌气，说有是非，那你就死了。历史如果是一台戏剧，那一定要记住，自己不是演员，自己是观众。在中国这个体制下谁是演员呢？政治家是主角，大企业家也算半个演员、配角，我们在这个剧场里是观众，有时候是后排有时候是前排。当你是后排的时候，会嚷嚷声高一点，“看不见了，你前面坐下”，但是你坐中间的时候，歪歪脖子看看，前面能坐就坐，不能我将就着。等到前排的时候，你啥都看见了，就不吱声了。民营企业家越往前排越不吱声，再前排就开始鼓掌了。
每个人在历史舞台戏剧里面的角色不一样，位置要清楚，你在第几排要清楚。我们是在中场看戏的。有时候也有点小牢骚，但也能看到一点，吆喝一声。我没有往前排挤的欲望，不会没事自己搬个板凳往前蹭。
话说回来，在中国做企业，这场戏也不可不看。你从十里八乡在外面听说在敲锣打鼓演戏，你老看不着，抓心挠肝的是吧？这不行，我要求很低，只要能进剧场，能看得见、听得清就行。至于是哪个位置就看机缘。我说“有期待、不僭越”，就是你别乱想，我期待找个好位置，看得更明白点。但是我不僭越，人不让过去我就不过去。
你是观众，你突然想扮演员，那叫什么？犯上作乱。让台上人的目光反过来看你，你变成演员了，他变成观众了，这就糟糕了，本末倒置，次序混乱，于是就出现社会动乱了。场子里的人本来就是看的，结果全站起来演，把麦克也抢了，椅子也倒了，这叫社会动乱。
我认为民营企业家最好的自保之道就是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国有资本尚可避开，但做生意不可能完全不跟公权力、利益集团甚至涉黑组织等方方面面打交道，他怎么拿捏位置感和分寸感？
20多年来我一直秉承企业的价值观：守正出奇。守正出奇就是依法做生意，依规做生意，良性地跟政府互动。我做了20多年生意，每个地方都换了多少领导了，海南你知道换了多少任书记了，北京又换了多少任了，我们都挺好。原因就是我们不去走违法乱纪的灰色地带，也不会走夜路吹口哨，给自己壮胆。
我们一直强调要做夜总会的处女，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发誓有些事是不做的，这个自然就没事了。夜总会只有一个时候是关门的，扫黄的时候。扫黄的时候会发现你是好人，坏人都带走了。最后得到大家同情。我们就是处女，就是说不管谁出事，反正我们确实是好人，你只要甄别，花点时间甄别，我们肯定是好人。
在夜总会这样一个场合，你难免会被要求跳舞、唱歌，摸一下手。没有问题，我们也要生存，摸一下就摸一下，给钱就行，给点小费。我没有纯洁到不让摸，都不摸我吃什么。但是你别往下摸，摸着我们不舒服，最后万一不是处女了，将来扫黄，好人坏人就分不清楚。
把握好“三性”很重要
“三性”就是批评性、建设性、专业性。“首先我们表达意见是一种批评，但我们还是强调把这个戏要演下去，这叫建设性。咱们把观众做好，你别在看戏的时候乱喊乱叫，这也不合适，然后椅子不好咱修椅子，墙不好咱补墙，这叫专业性。”
如何体现这“三性”？比如说“国五条”。这个政策感觉有点像应景，应“两会”的景。每年“两会”前都打压房地产，已经成为一个周期——“两会”前纷纷表态，纷纷打压，比谁打压得猛。“两会”以后，（房价）五六月松驰，八九月抬头，十月份达到一个小高潮。接下来十二月以后‘两会’前又打压，十年来如一日。
我们的一些财经官员很有意思，他们很少是做过交易出身的，就是对生意的微观不了解。美国的财经官员都是做生意出身的。这说明什么呢？做交易的出身，当你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你会知道微观的反应。也就是说当你制定20%的房产税的时候，你应该能想到别人会闹离婚。
我见证过自己当年的老板、曾经的首富牟其中等一批企业家的兴起和陨落，也从中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牟其中缠上官司时曾在武汉监狱里手写了一封信托人带来及希望我给钱，准备继续请律师。我做了一个决定：第一，判决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给予任何资金上的支持，因为会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法律关系不清楚，不知道这笔钱算什么性质；第二，如果二审判完了，服刑的话我们会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劳改出来了，生活上所有的事归我管，我负责养老送终。
我希望他在今后能够按照现在的监狱管理和司法的制度，履行完他配合司法工作的职责。这是一个奇怪的说法，也是我雅俗共赏的段子，“曾经招一个人，填个履历，写得很好，这个人有一条履历‘配合司法工作5年’，后来才知道是坐牢，坐牢也是配合司法工作。老牟剩下的时间不能说叫服刑，就是继续配合司法工作。出来以后如果有需要，我一定履行我的承诺，很好地安排他后半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