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个人命运永远和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之后，诞生了四通、联想、海尔、万科……而在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又有一批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陈东升、王文京、冯仑们迅速崛起。
改革开放的机会
对于联想来说，我们做企业决策时，一般是从自己的情况出发，当年股权制度设计，后来走国际化路线等都是企业行为。但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却对企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1989—1991年，世界经历了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这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出了问题，该如何解读背后的原因？当时一种普遍的担心是，中国还会不会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当时的一些舆论让很多人疑惑，中国是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中国会不会走回头路。也有人认为，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是因为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受了不良影响，如果真的这样来总结，中国就很可能会走回头路。当时我也曾感到紧张，相信很多企业家都会和我有一样的担心。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释放了一个信号，打消了人们的顾虑，让我们这一批人可以安心做好自己的企业。深圳那幅巨大的邓小平画像，上面写着“发展是硬道理”，这让我们坚信中国不会再走回头路。
也许现在的年轻人理解不了我们那时的感受，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所处的年代，也没有比较，并不知道改革到底带来了什么。我40岁才开始创业，或者说才有机会创业，非常知道一个人完全没有资格选择道路时是多么痛苦，一辈子完全只能走一条既定的道路，一直到老，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心里想做的事完全没机会做。真是有了改革开放，我们这一代人才有了自己的舞台，才能充分发挥才能，成就更好的人生。
民企的半壁江山
如今，民营经济成为了半壁江山，这是中国市场化最主要的成就之一，中国企业能够参与到竞争中去，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通过改革开放是做不到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陆续诞生的中关村的企业都憋着一股劲，希望科技领域下海办企业的一些人能够把高科技产业化这条路走通，当时北京市和海淀区给了极大鼓励和支持，高科技企业因此迅速做起来了，多数企业都是中科院和大学这样的机构办的，也成就了一批企业和企业家。当时中科院周光召院长实行一院两制，鼓励一部分人把成果努力转化成产品，向市场推广，给了联想一个很好的小环境。
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更多的人受到鼓舞，出来了一批人和企业。1992年南巡掀起了新一轮发展高潮，政策上在不断变化，我们的感觉也很明显，之前，中国电脑行业几乎是完全封闭的，高关税，要批文，目的是不让国外的电脑冲击我们的民族工业。计划经济的时候，像联想这样体制外的企业想生产电脑，也拿不到生产批文，生产批文不对民营企业开放，这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一些国有企业的产品质次价高。
之后，中国大幅度降低关税，取消了批文，民营企业可以进入了，国外的电脑和原器件也都涌了进来，并进一步放宽外国人在中国设厂的限制。这对中国的电脑行业形成了巨大冲击，长城电脑一年就被冲垮了。但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则在这个行业迅速崛起。联想1994年只占中国市场份额的2%左右，到2000年，所占市场份额增长到27%。所以说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的路，民营企业特别受益，特别是像联想、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多是以民企为主。
当然，现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还是存在着一些约束，这就需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比如除了国家需要补贴和把控的特殊行业，充分竞争的行业和领域应该完全放开，这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把企业做好
这些年我自己有几个坚信，一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政策和要走的路是有矛盾的，允许你突破，但是有界限，不能做太过分的事情。我基本是沿着边走，不越线，但也有自己的突围。二是在发展业务过程中，努力向西方企业学习，在市场化之中竞争。为什么一些企业轰然倒塌，因为完全是计划时代的方式，就是分配，完全没有打市场的能力。而我们做过代理，认真学习了国外的营销方式。由于做了这些工作，才能在开放之中“与狼共舞”。三是在改制中把握好时机，懂得进退和感恩。
企业工作者和政府官员的角度和高度是不一样的，站在国家的高度做的决策更有全局性，有时不一定会对所有的局部和个体都有利。企业工作者可能对政策有不满意的地方，用合理的方式积极提出看法即可，而不要有过激的行为，这可能会扰乱大局。
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诚信经商，按章纳税，遵纪守法，解决就业，注重环保，善待员工等等，然后才可能根据企业的能力开展公益活动。努力做好自己的企业，让企业实现产业报国，这是我们全体联想人的诉求。我们公司的愿景第一条就是“以产业报国为已任”。
比如说，一些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制度，使得老百姓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出现了过度福利化的状况，减弱了人们向前冲的动力，很多人没到退休年龄就想退休，在没有大的经济危机出现以前，很和谐，没有大的贫富差距，但是整个社会缺少发展的动力，这是好的制度吗？今天中国的制度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改革的地方，但我们肯定也不希望中国出任何问题，我们希望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我没有那种高度，企业家只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就够了。
我想与中国民营企业家交流的是，稳定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让社会空气和谐湿润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最要尽力的。所谓改革，真的要改，也得是执政党内部自上而下的推动。我知道现在一些民营企业抱怨受到不公平待遇，联想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不公，我一个明确的态度是，把企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自己的企业该如何发展，该怎么做，哪种东西对整个中国最有利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哪种东西可以让企业发展得更好。我只在现有体制的框架和规则下做自己的事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是仅此而已，提出也不一定坚持，因为我拿不准，确实高度不同。改革是一个大的系统设计，要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