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从东
暨南大学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学校，我们侨生非常的多，我们校园里面非常的热闹，不同的文化是有冲突，但是也不是说不可以融合，MBA是我们最早从西方学的，西学中用，中国人最初学这个东西的时候纯粹是为了用，但是拿来以后发现这个东西不仅仅是用那么的简单，理念层面的东西，价值观层面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建构自己的一套体系。我们通过对20年MBA发展的回顾，做一个反思，就是中国的商学院，在今天经济已经到了这一步，企业已经到了这一步，我们企业需要走出去的时候，世界的企业需要到中国大量的营造他们的空间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国的商学院应该做一些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两个东西融合起来。把符合我们文化价值的东西和西方这套非常有效的工具、制度融合起来。
只有西方的器物和制度是对我们有效的，不能绝对这样说，我们现在发现只去学西方的东西在我们这里不好用，我们现在需要反思，在这里面要加多少中国元素进去才能适用中国人的需要。
我们要教人格，我们要教有素质的、有品格的、有道德德行的管理者，中国的商学院现在也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在管理学院讲课的时候讲了一个事情，以前一直讲中国文化的时候，老祖宗是讲诚信的，我们说西方和东方，对“信”的表达是不一样，西方是通过契约，拿制度把这个信表达了。中国更习惯用什么方式？用人情，那么这个人情有什么不好吗？如果这个人情掺杂了太多的私利，如果一个好品格的人情再加上契约是一个很完美的组合，情字不能说不好。茅于轼先生搞了一个小的试验田，他的信贷员不仅仅是放贷的人，而且负责调整邻里纠纷等等。就像新兴县不但自己要发展，而且要带动周边的农户都要发展。另外一个方面这个就是中国人不但让自己过的好，邻居也可以过的思想，这个信是可以提倡的，西方的契约的信我也要。
MBA的舶来品能否成功，傅老师有一个话题我很兴趣，反正我们这20年没有失败，后面是否失败我们不敢说，但是我们不能用观察实验的方法一直下去，因为观察下去没有意义，观察到不行了，这个事就没有意义了，我们还要主动的做一点什么。我们要了解本土企业需要什么？在本土的其他企业需要什么？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需要什么？我们整个在大中华文化背景的企业需要什么，需要搞清楚，何社长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也很有用，紧紧跟着需要走那是商，我们落脚要落到教育上，我们会要回归教育的本质，教育是透视现象后面的规律，我们要了解MBA，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格、素质、知识结构。傅老师讲的智仁勇强，智者不愚，忍者不忧，勇者不惧，后来中山先生把这三个字放到黄埔军校的学生守则里面，就是说黄埔军人必须要遵守的规则里面讲了这三个字，这三个字里面知是最小学的，有用的知识，技能，所有这些东西，不管是舶来品，还是土生土长的，都是好办的。后面的不好办，一个是人，是否忧国忧民，教化人民，关注百姓，这些事有一些不好办，第三个也不好办，到底不好办怎么去办？现在光一个暨南大学管理学院这个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非常期望其他的学校，武汉大学也开始关注这个事了，全国的管理学院商学院大家一起来关注，甚至司马迁提出的第四个字我们怎么持续的关注，我觉得这个事很重要。你让我现在说后面两个字怎么解决，我现在没有这么伟大，做不出来，我只是说现在把这个问题抛出来，我觉得能抛出来，在中国MBA办到20年的结骨眼上抛出来，已经需要冒很大的风险，鼓足了勇气做这个事，否则大家知道商学院的大佬们没有在这个场合，他们如果知道我们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他们的脸色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MBA入选的时候做一个心理测试叫做职业适应性评价，我个人认为所有的职业都要做这个事情，最近中组部让我们的事情就是领导干部的心理怎么样？因为中组部发现领导干部有一些人的个性特征不适合当领导，不仅是心理特征还有个性特征。
MBA不管以后你是中管、高管你都要承受压力，你的工作有特殊性，你要顶着很大的压力，确实有一个合适不合适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合适，我是同意高一个评价，暨南大学在做这个事。但是我们做这个事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个事实来淘汰人，我们不是用这个理由的，因为教育部是不答应的，因为不合法，我们一定用别的理由淘汰，这个我实话实说。
至于别的学校做不做，我希望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部、各个级别的组织部这些管人的单位他们要考虑这个事。